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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当代中国诗歌中的四种虚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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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的一些诗歌中,小招的天才开始体现,他开始找到自己的嗓音。这种嗓音,我认为是当代诗歌先锋性探索的最前沿的嗓音。他开始尝试将自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个人命运,较为天然地融入驾轻就熟的口语叙述,让其中的诗意自然呈现。可惜天不假年,这种开始走向成熟的写作戛然而止。

    但这部分诗歌,诗意更多还是体现在与主流社会世界观的对抗中。这种对抗,甚至是洋洋得意的。这不诚实,或者说,并没有体现出“诚实”的能力,也就失去了这种写作最大的张力和微妙的诗意。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无产者”的生命直觉和生存意志,是天然的诗意。但这种天然的诗意,会被刻意的洋洋得意的炫耀式对抗削弱,不能抵达其中包孕的内心优势。生活和命运带来尴尬、痛苦、苦闷、孤绝、无奈、焦虑,才是内心真正的黄金,才是“人”的力量所在。

    这几年,随着布考斯基的诗歌被翻译得越来越多,他成了中国先锋诗界很多人的新偶像。布考斯基的写作,几乎是先锋诗界各个流派过去十来年先锋美学追求的集大成。他看似随心所致、絮絮叨叨、流水账式的口语,轻松实现了语言诗派对于“无意义写作”的追求。他将个人生活的一切在叙述中直接呈现,使得诗歌充满了“身体感”、“直觉感”。他诗歌中呈现的人渣般的生活方式,与先锋诗界那些刻意强调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无产者”生活方式天然一致。并且,作为一个沉迷酒色、早年穷困潦倒的诗人,布考斯基的活法,显得更加纯粹。我能理解先锋诗界这种如遇知己、如逢偶像的感觉,但同任何诗歌偶像一样,布考斯基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更纯粹、更成熟的美学样本,但同时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布考斯基的写作建基于天才般的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达到了写作的诚实,不夸大,不缩小,不胆怯,不回避、不刻意,诚实于自己的生存状态,诚实于自己的内心,没有刻意追求先锋,没有呈现任何对抗的姿态。生命之本真,自然就是诗。诗人所应追求的,不是任何一种生存状态,也不存在某种天然更接近诗歌的生存状态,而是每种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存在的微妙。此种微妙,即是诗。布考斯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与内心之间更富有撞击的张力,诗意更容易被发现,在绝伦无匹的语言天才和叙述能力的激发下,成就了他的写作。中国的很多先锋诗人,既无如此天才,又无对诗歌和生命的诚实之心,刻意模仿,离本质越来越远,也伤害了先锋的本意。有的诗人,活得很人渣,内心也如人渣般猥琐,却不知布考斯基的内心中有永恒的赤子,有高贵,有对生命的真诚,有纯正的人的力量。

    先锋从来不是姿态,而是诗人的内心与语言在巨大的张力中融为一体,达到通往本真的深度与广度。相对传统的、已经形成的诗意,先锋是一种反动,进而形成或者发明新的诗意。若只追求反动的一面,以为越反动越先锋,偏离本质的诗意和诗意的本质,就会导致“先锋”与“诗歌”之间的南辕北辙。

    上文提到的政治虚荣心和先锋虚荣心,持有者大抵是诗歌写作中的激进派。文化虚荣心和技术虚荣心,持有者更像是诗歌写作中的保守派。

    在这四种虚荣心中,我最讨厌的是过度体现的文化虚荣心。我甚至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用文化文饰诗歌的投机,而是站在了诗歌本质的对立面,站在文化的真实含义的对立面。

    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文化虚荣心在诗歌中体现的例子。中国古代诗人对典故的痴迷(以宋朝江西诗派为最盛),美国诗人庞德野心勃勃的《诗章》,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史诗写作以及“整体主义”写作,都在此列,都已经湮没在历史中。时间证明,这种趣味从来不是诗歌的大道。

    最近几年,随着诗歌进一步边缘化,部分知名诗人的文化虚荣心应运而生,带着投机和讨好的意识,诗意不足文化补,恨不得把历史上的每条皱纹都搬到自己的诗歌里。“文而饰之”后的诗歌,长着吓人般煞有介事的,充斥着儒家、道家、佛教等文化国故的脸,骨子里却是没文化和对文化的无知。诗人跳起东方文化的大神,唬住了不少信众。这种伪造的东方文化诗歌,颇能与文史界所谓“新国学”之流形成呼应。

    事实上,文化是内在的血脉,是流淌、运动着的。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文化中,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背景的文化。每一首诗写出,就天然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本就在文化中,何必非要拿什么来“饰之”?何必非要从故纸堆中,拼凑出一些僵硬的典故、词汇,宣扬所谓东方文化,所谓“天人合一”,以此包装自我,糟蹋文化?

    诗人,岂能如此卑贱!

    更不堪者,则将东方的各种典章,儒释道、唐宋元,打碎,揉巴一下,填充进诗中,再发一些悲悯之感叹,一位“大师”俨然诞生了。对很多不懂得什么叫“原创能力”,对“原创”缺乏基本审美的读者来说,它们简直就是香甜的奶酪。故纸堆里的僵尸文化,故作端庄的语言,小关节处的悲悯抒情,添加一点政治正确的普世价值,几样东西一拼凑,蒙住一批自以为有文化追求的读者。作者和读者,这群自以为热爱文化的文盲,任何东西只要显得足够有“文化”,立即便如同泥人儿涂上油彩,被他们抬着轿子搬进庙里。此类诗人,大抵就是跳大神。此类诗人的拥趸,大抵就是巫婆神汉的信奉者。

    文化虚荣心本身就是歧途,技术虚荣心则是诗人在对技术的高度迷恋过程中,逐渐失去控制,形成歧途。

    在学院派诗歌写作中,陷身于这种状态的诗人为数不少。这也算是一种“玩物丧志”,一旦陷入,无力自拔。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人无不孜孜以求更有技术含量的语言表达,古代诗人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技术自觉,技术甚至是写诗者从业余迈进专业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当门槛变成“学问”,当技术成为诗人追求的唯一诗学,它们对诗歌本身的覆盖和反噬就开始了。

    我有一位诗人朋友,深受学院派诗歌影响,我常常怀疑,学院派诗歌是他关心的诗歌的全部。他对我的诗歌有一些了解的兴趣,集中读了一批诗后,发短信给我:“你的诗歌不是文学,是人学,你是个框框之外的人,算你狠。”

    我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这是表扬呢?还是批评呢?”

    “表扬,高度表扬。”

    他的表扬,以及他所说的“人学”,应该是指我的诗歌中对人性的尽可能呈现。但他同时又本能地有一种“不文学”的感觉,有一种“框框之外”的感觉。也就是说,对诗歌的文学性,他有一把尺子,一个框框,必须在框框之内,才能成为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这个框框是技术。技术成为尺子,成为体系,成为标准,我的写作没有进入这种学院派的技术体系,自然就成了“框框之外的人”。只是因为我够“狠”,直接杀到“人学”,才令他惊讶。

    他的短信也令我惊讶。我自觉深知诗歌界不同思潮之间的隔膜,但没想到隔膜深到这种程度。学院派诗人中的一部分,垒起了一堵汉语诗歌的技术高墙,将自己围在墙中,构筑自己的技术诗学的小世界,乐在其中,精研修辞学,精研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精研每一个诗句最与众不同的、最曲折、最生僻的表达。在他们的写作中,技术成为学问,技术的层层垒叠,遮蔽了诗歌。然后,为了证明自身追求的有效,他们用连篇累牍的论文,企图证明诗歌即技术。他们陷入无法逆转的迷途。

    有一位前几年因病去世的著名诗人,我在读他的诗集时,不禁喟叹:技术的迷途对诗人的耽误实在太狠了。他早年的诗歌以轻灵见长,颇有天才。后期的诗歌,我每读一句,都要咬嚼半天。几乎在每一句中,他都竭尽全力精心体现技术,极尽复杂之能事,确实别开一番生面,也拓宽了语词的使用宽度。但诗歌整体抵达的情感、意识,并未因此加深,所呈现的空间,反被衬得逼仄、狭窄。精心雕琢了每一个词和每一种修辞后,诗句如混凝土般结实垒砌,“诗”困裹在内,挣扎难出。这样的诗歌,在学院派体系中备受推崇,我想,这是对其践行“技术诗学”的犒赏,但代价未免太大。

    有人将这种对技术的极度推崇,理解为对诗歌写作的文本追求。但诗歌文本与“诗”之间,从来不是画等号的,诗歌是语言、技术、生命、情感、意志、个性错综难辨的结合体。以强调文本之名,用对技术的单一追求取代对“诗”的追求,是最大程度的因小失大。

    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膨胀与泛滥,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国当代诗人最容易陷入的写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旦陷入,立刻获得合法性、道德优势或诗歌的政治正确,固执无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单纯而本质地面对诗歌。这样的情况,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提醒。

    这么多年,我的写作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最直接的写作现场,无时无刻不与这些虚荣心同在。这些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对我施加影响。我看到了它们,我从它们中汲取很多营养,但警惕得更多,也作出取舍。之所以用这篇文章作为诗集的序言,一是因为这是我这两年思考得较多的课题,二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追求。

    201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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