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胡作非为

被污名化的成因不谈，仅是一味的宣扬已取得的成就，不仅不能消除受众的刻板印象，反而会使受众降低对信息源的“媒介期待”，损耗传播者的可信性，影响劝服效果。

    (2)防止“意识形态”引发“心理防御”。在构筑国际话语平台时，文化传播要弱化意识形态色彩，防止“意识形态”引发“心理防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外交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可能会产生话语体系的对抗，导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内容的可信度降低。由此，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弱化意识形态色彩，以文化本身的魅力焕发感召力。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哈丁格指出，在德国的孔子学院里，其活动多聚焦于语言学习、艺术展览、信息交流等文化领域，并有意避开较为敏感的中国问题，避免因为意识形态的殊异而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便提供了一条有效维护传播者可信性的可操作的行径。约瑟夫·奈提出“间接权力增殖论”的观点，将文化看作是一种“间接权力”，并具有“权力倍增器”的功能。因此，弱化了显性意识形态功能的文化产品不仅能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增强可信度，还能为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提供合理性证明。

    2、传播内容：具说服力论据的组织文化外交的形式是跨国的文化交流，内容是文化产品，包括有形产品(文学、艺术、影像等)和无形产品(人员交流、文化教育、信息咨询、讲座等)，在传递诸如此类的对外文化关系内容时，要想达到好的传播效果，要针对目标国的文化背景对传播内容采取相应的编码策略。

    (1)情感诉求胜于理性诉求。以理想主义为理念基础的文化外交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外交逻辑，它更强调道德原则、价值观等精神因素。文化外交中以对象国民众作为目标受众的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想通过塑造在民众中的国家形象来影响决策层的外交政策，因此理想化的情感诉求比理性化的内容呈现更能拉近与对象国民众的距离。“高大全”的政治形象传播，一直以来是我国进行政治传播的主导思维，但是在面对跨文化的政治传播时，由于西方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独立精神，因此，强调“草根”故事性的劝服更能获得西方受众的认同。比如2011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国家形象片人物篇，以“精英领袖”群体呈现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形象塑造影响力有限。同样是国家形象片，角度篇中小女孩放开爸爸的手跑回去关掉水龙头等更具故事性的情节，反而更能在低语境文化中主导受众的解读，让人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精神。

    (2)“入乡随俗”的编码策略。文化外交是一种政治性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之一是编码者和解码者处在不同的文化码本中。因此，在编码的过程中需要参照解码者的文化背景。作为平等自愿的文化外交不是输出国对接受国的强制性单向传播，良好的外交形式是建立在双方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文化外交应该建立在尊重他国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避免跨文化传播中的触礁，在互融中求生存，在共享中谋发展。建立在输出国与接受国文化沟通基础上的跨文化交流，能够有效跨越国家和文化界限，“民族化内容，国际化叙事”更能得到目标受众的认同。

    3、受众：关于劝服中的人格因素

    (1)“对话”拉近距离。传统外交的单向灌输的“独白”方式不适用于跨文化交流，相比较于“独白”，文化外交更需要的是“对话”。使”、“控烟形象大使”、“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等公益身份，这使得彭丽媛在颇具政治性的“第一夫人”的头衔下更是一位具有亲和力的全民偶像。彭丽媛作为“中国第一夫人”，在随访过程中经常参加社会性活动，例如2013年6月彭丽媛在卡莫纳总统夫人陪同下观看特多文艺表演，并同特多演员一起演奏中国歌曲。同时，彭丽媛在参观特多智障儿童协会时，还为智障儿童准备了蕴含中国文化符号的熊猫玩具。这些颇具意义的公益活动和文化交流都在对外交流中柔化了中国形象，促进两国人民的彼此了解。

    中国的教师和当地的教师人数各自占到50%左右的比例，这样协同运作的方式使中国政府能在投入资金与所得回报之间获得最高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