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产和减产,居民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根据1935年的一份调查,全城400万人口之中,竟然有60万以上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这是多么庞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啊!
而那年头既没有失业保险又没有低保补助,失业工人的下场比现在凄惨得多,在经济形势最悲催的那些年头,每天早上在上海街头都能找到不少饿死冻僵的“路倒”尸,而苏州河里的浮尸数量,估计也能跟当今的印度恒河相比——现在明白我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组织工人起义了吧!
在旧上海真正一直保持着畸形繁荣的,是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得益于聚居在上海租界的大批富人,十里洋场的消费能力一直非常旺盛,总算是给了穷人们拉黄包车、当小贩、擦皮鞋和混黑帮的生存机会。
当然,如今绝大部分的民国背景小说,尤其是言情小说,主角一旦到了那个时代,通常都会自动投胎成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最起码也是小资阶级的文人墨客,住的地方多半是在公共租界,经历的都是风花雪月、灯红酒绿、香车美人、恩怨情仇……至于脏乱破败的棚户区,恐怕往往连一个片段都懒得落笔。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讨一下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生活吧。
通过民国时期的老电影、老照片,还有那个时代一些文人写的生活散文,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上海租界,是一个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的地方——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子弟,有穿蓬蓬裙参加化装舞会的女大学生,有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有红透半边天的著名歌星及其粉丝群,有摆着诱人姿势拍睡衣广告的模特儿女郎,有专家学者的专题报告讲座,有熙熙攘攘的股票交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潮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人,从林徽因、张爱玲、郁达夫等人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人性自由解放的浪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人类毕竟是不能只靠浪漫和情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人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沈从文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人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日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口人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入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头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女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头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干度日,还要担心农民暴动的破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人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唯一需要当心的是,那年头的上海就真的跟现在的电影黑帮片一样,夜晚黑帮械斗枪战,白天洋人耀武扬威。租界巡捕也甚是蛮横,随便打死几个人都不当回事……总之记得尽量躲开便是。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人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股票交易所,企图一夜暴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人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股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股票危机”,1922年的股票泡沫破灭危机,让上海的股民们全都吃足了苦头。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破产股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股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头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人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轮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暴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情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浪荡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日子的悲惨富人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日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性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破产,投资实业渐渐变得无利可图。
而经商也不容易,因为那时代的所谓民国,其实更像是个大拼盘。蒋委员长的权威在江浙尚可,到了荆湘就要打折,至于川渝则几乎成了独立王国,沿江到处设卡收钱,税率普遍高达20%甚至40%。还有那些横行于河沟水岔的大小盗贼,混迹于码头市集的黑帮流氓,更是会让中等商人在转眼间就倾家荡产。
在工商业全都前景黯淡的时候,资本家们的投资方式跟如今并无差别,不是投资房地产,就是搞金融投机,然后弄出了越来越大的泡沫……很多原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打算在上海租界安享晚年的军阀大帅,就是因为昏了头投资金融,又被黑心代理人欺骗,结果赔得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几乎成了流浪汉。
所以,如果在那个动荡无序的年代,中国的富翁们想要保住家产,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到海外,想办法把钱换成美国的股票和债券……至于在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到了二战时期也铁定要被蒸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