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国（上）

，美国南方的黑奴们自始至终都并没有掀起大规模的起义暴动，来迎接北军“王师”的“解放”——因为林肯愿意送给他们的这种“自由生活”，实在是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总之，要不是看到了这样好似炼狱般的状况，并且认为这种社会不应该也不可能延续很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算是衣食无忧的上等阶级绅士，难道是吃饱了撑着杞人忧天，居然要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另一方面，晚清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固然也不是什么乐园，但拖着辫子的中国农民，和19世纪西方那些“罐装的劳动力”，“会说话的牲口”相比，只要没遇到灾荒年景，至少还活得下去。直到进入20世纪，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终于在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之下解体，中国农村随即普遍破产，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才开始直线下降——所以民国时候的很多破落文人，会在笔下哀伤追忆地描写自己儿时的好日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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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小资产阶级总是对世界报着温情脉脉的幻想，他们一边嘲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异想天开，一边又天真地觉得通过自己的温情可以感动统治阶级，劝说他们对劳动者让出一些利益来，让世界变得更和谐。

    但问题是，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那些心中尚有良知，愿意善待劳动者的善良资本家，总是竞争不过残酷压榨出劳动者每一分每一厘血汗的邪恶资本家。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在纯粹的市场竞争下，资本家让出了利益就无法维持跟其它企业的竞争力，只有破产倒闭……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如此的残酷和血腥，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温情脉脉。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不到关税壁垒、税收减免、专项资金注入之类的必要扶持，反倒要承担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结果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凶狠百倍地压榨中国工人，才能压缩成本，维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这样一个“要么过劳死，要么失业”的死循环，中国工人除了**之外，还有什么活路可选？

    “……我现在算是明白，旧社会的中国**事业为啥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都已经把工人折腾到了‘不**就是等死，**就是找死’的程度，日子过得比奴隶还不如，怎么还能让人不造反？”

    在听着这些工人们吐苦水的时候，王秋忍不住对杨文理教授嘀咕说，“……可咱们那会儿的欧美资本家怎么就变得心慈手软了，各种社会福利层出不穷，以至于把欧洲人养出了‘富贵病’来？”

    “……记得切．格瓦拉在游击战失败之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杨教授抬了抬鼻梁上的老花眼镜，幽幽地说道，“……如果没有绵延上百年的国际共运斗争和世界各国工人的鲜血，以及在二战后席卷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风暴，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劳动者都别想从资本家的口袋里多掏出一个铜板。这帮家伙向来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除非有人把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可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做的，在红军离去之后，他们没有给老百姓修学校和医院，更没有提高他们的工资，而是选择用一场接一场的大屠杀来‘维稳’，这样看上去更加简单省事。”王秋反驳说。

    “……所以蒋家王朝到最后就只有垮台了，而资本主义列强却生存到了二十一世纪。如果欧美列强的治国水平都跟蒋光头看齐，在冷战时期继续屠杀和虐待本国工农，而不是推行福利制度的话，到了我们的时代，就早该赤旗插遍寰宇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核战废土副本，整个人类文明一块儿完蛋！”

    杨文理教授一脸淡定地答道，同时伸手指了指面前这几位病骨支离、未老先衰的上海工人，“……说真的，跟他们如今在工厂里等着‘被过劳死’的生存处境相比，辐射废土的生活似乎也未必有多么糟糕……”

    “……”王秋仔细一想，发现还真的很难说辐射病和肺结核到底哪个更让人痛苦，不由得更加骇然。

    ——如果人民被压迫到了宁可毁灭地球也要跟资本家同归于尽的地步，那么人类还真是铁定要完了。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有工会组织的监督、国家法律的保护，让资本家不能再撕下脸皮穷凶极恶，有较为先进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相对宽裕的物质生活，使得工人的身体条件能扛住资本家较长时间的压榨，再加上较为宽松的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流动性，这才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阶级矛盾，营造出一种繁荣和谐的景象。而且，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不断蔓延，社会矛盾正在转到新的方向……

    归根结底，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而资本的凶残本质从来都没有变化过——劳苦大众不经过殊死斗争就没有福利，不时时提高警惕就等着已有的福利被逐渐剥夺……如何安抚群众，维护国家稳定，是国家和政府要考虑的事，在资本家的内部竞争中，确实是谁更没下限，谁就会赢！”杨教授冷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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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王秋和杨教授窃窃私语的时候，诸位地下党工友的“诉苦茶话会”还在继续。临到末了，一位在前年从美国回来的华侨，也讲述了一下他亲眼目睹的美国大萧条奇闻。

    如果说，此时中国工人的苦难生活，还有一定的天灾和战乱因素，并且有很多人真诚地认为，只要天下恢复太平，一切就都会好起来……那么美国人如今在大萧条中的悲催生活，就完全是资本家在作孽了。

    ——成桶的牛奶被哗哗地倒进下水道，健康的活牛被丢进密西西比河，棉花、葡萄和小麦烂在了地里，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还合算，而千百万的城市居民却买不起那些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

    当时，全美国有上千万的失业者被房东赶出门外，在美国全境到处流浪，露宿在丛林、公园、街头、车站，依靠偷窃和乞讨为生。仅仅纽约一地，在1931年就有至少两万人饿毙街头！自杀者更是数不胜数！

    那位美国华侨也在大萧条之中失去了工作，沦为了流浪队伍中的一员，并且对这个突然降临的悲惨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明明既没有天灾也没有战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为什么却一边是乡下满地的农作物没人收割，另一边却是城里满街满巷的饿殍？这不科学！

    这个问题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直到他辗转回国之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那真是上帝的旨意，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理，那一刻我泪流满面。”于是他便毅然投身**，加入了胡总政委的地下党小组。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