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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
《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称洞庭为平野。
曾几何时,湘、沅、澧诸水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与长江交汇,洞庭湖地区还只是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
后来环绕君山的所谓“洞府之庭”形成了一个大的湖泊,才有洞庭湖之称,始作俑者就是奸臣张居正。
嘉靖、隆庆年间,张居正为了保护自己家乡江陵的安全,打着维护“显陵”(在湖北安陆)的旗号,采取“舍南救北”的方针,在荆江北岸筑起黄檀长堤,迫使长江水沙由荆南进入洞庭湖区。
扬子江的汛期长达半年,从春夏之交的桃花汛,一直延续到九月中旬的秋汛过后才结束。
张居正为了一己之私,罔顾国家社稷,让湖南这个鱼米之乡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湖南没有发挥作用,朝廷每年的稻米产量自然严重不足,国库库存也就不可能丰足。一旦大面积天灾降临,则大事去矣。
不管张居正做了多少值得夸夸其谈的事情,说他祸国殃民半点都不冤枉。
从每年的桃花汛开始,湖南必然变成一片泽国,大片稻田沉入水底,于是“百姓皆成鱼鳖,每年溺死数以十万计,待哺灾民无以计数”。
每年秋汛过后,冬季马上就到,从而造成了“湖南鱼米之乡灾民遍地”的旷古奇观。
正因为如此,后来张居正被“反攻倒算,掘坟鞭尸”,湖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当然是有道理的。
天可欺,地可欺;君可欺,朝廷可欺,百姓不可欺。这就是张居正的下场。
熊储决定立即赶到洞庭湖一带,并不是要搞清楚君山四周为什么变成了湖泊,而是要救命,救一个故人的命。
这次紧急北上,本来就是熊储离开云南之前就已经决定的,也是军师万练统一的一种战略手段。
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手段使出来,关键问题还是在五省总督朱燮元身上,至少当初以为是在朱燮元身上。
因为朱燮元杀了奢崇明、安邦彦之后,又接受了水西土司安位的投降,平定叛乱的战争基本结束。
然后向朝廷上折子,仿照诸葛亮当年的说辞,提出了不在水西设立卫所、不设置郡县官吏、更不安排军队的九个原因。
既然最大的威胁已经解除,熊储认为自己可以安心离开,到传说中的大观堡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
熊储临走之前,给征南将军万练留下了未来的发展方针,基本原则就是慎之又慎:
“偃旗息鼓,休养民力;奖励农耕,储粮备荒;向北通商,向西掠畜;慎重扩军,多察敌情;等待时机,一鼓而定。”
为了让征南将军府的万练能够暗中平稳发展,那就需要把朝廷的注意力转移出去。
能够吸引少年皇上崇祯视线的最好目标,那当然就是叛逆熊储在另外一个地方现身,并且搞出一些不大不小的动静。
居于这种认识,熊储才决定立即挥师东进,准备执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计划。
到了大观堡以后,通过苗三冠和彭无影的解释,熊储才知道整个北方已经乱了套,朱燮元这个五省总督,根本不能继续留下兵马在云南磨叽。
身受重伤的斥候兵,是范连成的斥候营一个小头目。
经过熊储利用内力救活以后,他又说出了一段怪事。
原来,皇太极攻破京师北面长城隘口,兵锋直指京师,当然天下震动。
既然天下都震动了,山西近在咫尺自然也震动了,于是就惊动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已经被撤职的原朔州城守备参将:张英。
张英,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唯一的目标就是忠于大明朝廷。
现在女真鞑子胆大妄为,竟敢轻骑攻入长城,张英顿时拍案而起。
可惜发怒是没用的,因为他现在是孤家寡人,进京勤王一个人派不上用场。
武将,在关键的时候就是一根筋,张英也不例外。
他现在怒火中烧,一心要和女真鞑子拼个死活,所以闯进朔州城守备兵营寻找监军要兵。
监军还没有接到进京勤王的命令,当然不能同意。况且张英还是一个戴罪之身,更不可能交给他兵权。
现在四处造反的大有人在,万一张英带兵造反,那谁也不能担保不是吗?
可是,张英经营朔州城守备兵营十余年,下面的将佐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
虽然监军不同意派兵,这并不影响张英闯入军营进行“煽动性演说”:
“我告诉你们,皇上已经被女真鞑子包围了,现在朝不保夕。你们他娘的谁不怕死,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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