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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的经济学（第6页）

，不难理解。

李逊从当年海盗船的航海日志及海盗“才子”

所作的笔记，获得不少翔实的资料，详细缕列各著名海盗的斩获；而不少海盗在分赃后选择在加勒比海岛国以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等地做“寓公”

。

有关海盗组织、民主选举、纪律和按等级瓜分赃物等，拙文“男盗女娼各有其道”

已清楚交待；这里可以补上一笔的是，海盗不但首创男女同工同酬（李逊发现十八世纪超码有四名“记录在案”

的女海盗），同时是种族平等的先行者（这绝非白人海盗特别仁慈，而是“解放”

黑奴使之成为自由人，他们才会奋力抢掠，在与海军遭遇或与不肯不战而降的商船缠战中拼命，而这对海盗船的安全及收益极之重要），李逊引述史学家坚尼斯·健可的《黑旗下的黑人》一书的资料，作者统计1682年至1726年二十三艘海盗船的海盗人数，显示黑人海盗占相当比重，平均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之间，最高的且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李逊多方考证，得出黑人海盗不再是奴隶而是享有白人海盗一切权利的自由人。

考虑英国1772年才取消奴隶制（其殖民地迟至1833年才跟随），而美国至1865年才“废奴”

，白人海盗在解放黑奴上应记首功！

海盗对“人类的贡献”

，还在于其行动完全受理性选择经济学的约制，若不如此，现今世人必视海盗为虐待狂（对不肯投降的商船人员施苛刑）而非和平爱好者（扯海盗旗以达不战而屈对手的目的），只知以凶残非理性手段掠劫金银货物然而没法表彰其合理公平理性地分赃，他们看似是无法无天的乌合之众，但海盗船上绝对有“法治”

（海盗船没有监狱、警察，亦无律师、法官和议会，但有必须人人遵守的“行为法典”

）及选举和罢免制度，海盗好像饥不择食强行拉夫入伙，实际做过精密实地调查，拉夫以外科医生、木匠、铁工等为优先。

在理性选择的框架内处事，海盗才能横行四海商船见之（见骷髅旗）丧胆乖乖就范令他们大发其财，多少海盗因此得以在帝力不及的地方安享后半生。

在小说家笔下和好莱坞电影中，海盗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经常处于非理性亢奋状态中的暴徒，或不是艰银妇女便搞同性恋的银棍，可由于他们的自私人性不变，其行为亦受物质诱因的指引，他们在成本效益面前完全理性，即无时无刻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使他们和商人一样，亦以牟取最高利润为依归。

他们的经验是民主、平等及对“敌人”

硬软兼施收效最宏。

说到底，海盗毕竟是非法之徒，而且他们之间不乏变态型的狂徒，李逊收集的“文献”

中既保留了海盗为了取乐强迫一位他们看不顺眼的商船船长“吃一盘蜡烛”

；一名海盗头目相信“他在火中飞舞姿势美妙”

而在众盗围观取乐下活活烧死一名被掳水手……不过，大体而言，海盗是根据“无形之手”

的指引办事，只是海上寂寞，在帝力于我何有的环境下，他们什么离经叛道的事都做得出。

在海外殖民及拓展海上贸易上，英国不算最早却最成功，为了殖民地人民“安居乐业”

和保障本国商船的安全，英国在十八世纪初叶便想尽办法对付海盗，所谓“想尽办法”

，是有时拉拢收为己用有时则格杀勿论。

事实上，在处理海盗问题上，英国人的“实用主义”

精神表露无遗。

1702年，英国卷入西班牙继承战争（1701-1714），为了增强海上力量，和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亦征用海盗船为国家服务，“改邪归正”

亦即被“招安”

的海盗便是Privateer；这种权宜措施不但令英海军声势大增，而且一举解决了海盗劫掠本国商船的困扰；海盗成为海军“助手”

，条件是海军对它们眼开眼闭，任由它们掠夺敌国商船而所有“战利品”

归海盗瓜分。

面对这种“不可抗力”

的诱因，Privateer更积极抢掠敌国商船和攻击敌舰。

显而易见，在安全获保证之下，Privateers迅速扩大；可是，当战争结束时，协议不再有效，他们只有回到从前，继续海盗生涯，这等于海盗队伍突然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