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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2页）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她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

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像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

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

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

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

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两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住。

大棚式房子里两排草垫通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

漏进棚的光线像故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润。

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

母亲那天早晨的倔强，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

工头正气得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赔了笑脸来。

袍哥里认辈分，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分高得多，问了两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

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

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

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

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

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女人。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两句话，就匆匆走了。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很快忘了这件事，就像忘了她年轻的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

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回家乡。

两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愣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3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锒铛作响。

旗袍也都是锦缎，开衩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

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

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

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

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