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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莹也回过神来,脸上还有浓浓的红晕,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气苦地打了叶重两下:“都是你,这下还怎么出去见人。”
“看就看到了,又不是什么大事。
早晚要娶你过门的。”
叶重也郁闷,这个许楠,早不来,晚不来,真会挑时候。
安慰了韩莹一阵,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叶重琢磨着挑个黄道吉日将韩莹娶进门,不过却给一场自北方而来的灾难给打断了。
也许一个民族想要浴火重生注定要经历各种磨难。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
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
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大大的刺激了当时中俄边境上的商人。
于是1910年春夏之交,一种叫鼠疫的也叫让欧洲人为之色变的黑死病,开始传播到捕杀旱獭的人身上。
起初由于俄国地广人稀,控制得极严,彼此村落中来往并不密切,因此鼠疫在沙俄地面来传播得并不严重。
不过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俄国人开始驱逐境内疑似染病的华工。
在10月初,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当时“忽有7人暴死”
。
“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
,而且也把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烧毁。
被逐出的华工中,有2名在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正是他们引发了一场后来蔓延东三省的瘟疫。
紧接着,俄又将数千的中国劳工装入废旧的火车铁皮车厢之内,沿着中东路运回哈尔滨,这数千人中有染病而死的,但更多是在车厢中活生生的饿死,冻死。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
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
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此时清朝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
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
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
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更加严峻的是经过上海橡胶股市崩溃之后,清政府陷入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清政府无力抗拒这样大规模的急性传染病。
历史上,鼠疫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控制得不好,鼠疫足以成为毁邦灭国的力量。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
,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
“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
。
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
东三省总督锡良哀声长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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