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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大宋落魄的工匠们（第2页）

随着命令的下达，侍卫们迅速集结，壮丁们也被召集起来。

周同、李诫等人也闻讯赶来，他们脸上都写满了凝重。

嘉佑八年（1063年），在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做官的苏轼曾在一封信中说：当地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衙前差役（“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

）。

按照朝廷的规定，家产满二百贯的家庭就可以被征去衙前服役。

但那些年里，当地的各户人家极少有家产达到二百贯的。

官府为了找到足够的人服差役，硬是把家产低于二百贯的百姓拉过来干活。

由此，苏轼得出结论：“当地百姓已经穷到什么地步，可想而知。”

（一个县凑不齐衙前差役，可见宋朝民间并不富裕。

）

与苏轼同时代的郑獬也写过抨击差役的奏疏。

他说自己的老家安州（今湖北省安陆市）穷得很，符合衙前差役标准（家产二百贯）的人家很少。

但州县官府为了为了凑够二百贯的服役标准，官府的人会把老百姓家中的桌椅板凳、扫把拖把、鸡鸭猫狗、剪刀针线、麻绳碎布等等东西全部计入财产，绞尽脑汁地把穷人家的财产核算到二百贯的标准。

郑獬还说，等老百姓实在没办法，只能去服差役的时候，“惨剧”

才刚刚开始。

首先，服差役的人得给官府的胥吏（办事人员）“塞红包”

，至少得上百贯钱。

否则，他们就会把最遭罪、最劳累的差役分配给你，而且会用各种法子给你“穿小鞋”

。

其次，大多数差役都是负责向京城或其他重要城市押送纲运（官府的税金或者粮食），去一次就得耗费三五百贯钱，这些钱都是服差役的人自己出。

最后，数那些管理酒务的衙前差役最惨，主管一回就要耗费一千余贯钱（主要是为了买官府下发的酒曲配额），且没有任何报酬。

此种差役最严重的时期就是仁宗时期，已经成为乡村、城镇百姓人人必须承担、人人害怕的差役。

后来司马光在宋英宗时期曾对此作过总结，称仁宗时期的衙前差役“已经导致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了，大家都不敢努力致富。

因为富人必须承担衙前的苦差，甚至日子还不如穷人...老百姓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储蓄上两年的粮食、积攒上十匹布帛，就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富户，然后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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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落在颍河西岸。

这里，一项浩大的河堤工程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赵令畤带着一群随从，骑着十余匹骏马，来到了这个繁忙的工地。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以免吸入的病菌和尘土。

跟随赵令畤的躺椅，一行人缓缓穿过工地，只见工匠们身穿破旧的单薄麻衣，衣服上满是补丁，脚下踩着简陋的草鞋。

他们的面庞显得面黄肌瘦，不时从身边走过的工匠口中传来阵阵咳嗽声。

这一幕让赵令畤不禁感慨万分，他忍不住问道：“这里得病的匠人似乎不少，现在工地上总共有多少匠人？”

李诫立即招来几位工头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大约三千余人。”

这个数字让赵令畤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又继续追问：“这些匠人住在哪里？他们的饮食又是如何安排的？”

李诫示意一名工头上前回答：“回公子，匠人们住在河堤后面的背风处，至于吃食，都是各位工头安排人做的餐食。”

赵令畤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要去看看匠人们的住所和吃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