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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势欺人（第2页）

，“法币政策”

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

，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正流通市面的纸币，逐渐以这四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

，在“法币政策”

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

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3430万元。

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

因事出意外，加上傅筱庵见上海地价暴涨，正在河南路耗资1000万元建一座“中国通商大厦”

，头寸吃紧，未免捉襟见肘，无法满足兑现要求。

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

，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

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

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

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当即托人带信给傅筱庵：

“请先生回沪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天塌下来，有杜某人顶着。”

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

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

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

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

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

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

作价300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

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

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

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

为名，把大量“官股”

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

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

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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