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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自谋生计总092节（第2页）

大家靠天吃饭，出一天工，挣一天的工分。

在这个偏僻山村的生产队里，阿素英、毕胜利和所有知青辛勤劳作一天，每个人的工分值却只有八分钱，仅等同于当时的一张邮票。

这地方实在太贫穷了！

村里没有电灯；吃水要走上十几里山路到河边去挑；村里根本没有文化生活；每天干的是下田间的重体力活，一日三餐吃的净是玉米粥，而且那粥稀得让人想唱“洪湖水，浪打浪”

。

一年到头很少能吃上一顿干饭，更不见油腥味，想吃肉连想都不用想。

知青下乡插队初期，口粮、食油由国家负责供应一年，以后生活自理，一切开销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来维持。

在那个条件艰苦而又突出政治的年月，知青插队的时间越长，生活就越困难。

若是遇到灾年，连最基本的需求都难以为继，生活没有任何保障。

岁月无情地流逝着，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这让下乡插队的日子变得越来越痛苦和煎熬。

知青们远离了城市和亲人，在贫困艰苦的农村无端地耗费着美好的青春，度日如年。

他们遇到的麻烦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难办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1973年4月25日，**在读到一封人民来信时，竟然控制不住感情而流下了眼泪。

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师，他在2ooo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并揭露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信中写道：“下乡知青的口粮只够半年，政府原先每月8元的生活费也断绝供应。

孩子下乡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穷得连理的钱也拿不出，要家里资助，而家里也穷。

其次，知青下乡后没有房子住，成了无处安身之人。

再次是知青招工靠关系走后门……”

。

在信的结尾，他哭诉道：“**，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

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读了这封信后，深感不安，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提笔写道：“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就在**复信后的翌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的复信印全国。

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并下决心全面调整知青政策。

时至今日，当年17oo万知青至今都没有忘记李庆霖，他的名字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山区有民谣唱道：太阳还是那个太阳，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十年知青的历史，几乎是用种种苦难写成的。

在那山清水秀而又异常贫穷的小山村里，陈素英和毕胜利的插队生活一晃过去了八年。

而想尽一切办法离开这个穷山沟，是当时插队落户的所有知青一个共同的期盼、愿望和心声。

有一些女知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付出了不为人知的悲惨代价。